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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哈特 · 科塞莱克:概念史、记忆与身份 / 翻译

901 人参与  2024年01月28日 21:02  分类 : 深国交哲学社  评论
(概念史、记忆与身份 Conceptual History, Memory and Identity)译自KOSELLECK, REINHART, et al. "CONCEPTUAL HISTORY, MEMORY, AND IDENTITY: AN INTERVIEW WITH REINHART KOSELLECK."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vol. 2, no. 1, 2006, pp. 99–127. (有删节)
莱因哈特 · 科塞莱克:概念史、记忆与身份 / 翻译  哲学 第1张

柏林墙

受访者 / 莱因哈特·科塞莱克 (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
采访者 / 哈维尔·费尔南德斯·塞巴斯蒂安(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巴斯克大学);胡安·弗朗西斯科·富恩特斯(Juan Francisco Fuentes,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
翻译 / 陈荣钢
排版 / 亦源
 

莱因哈特 · 科塞莱克:概念史、记忆与身份 / 翻译  哲学 第2张概念史学:关于方法的问题

问: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对你对方法学的反思表示浓厚兴趣,并认为你的研究使我们能够从新的角度审视历史编撰。我们期望能够重新评估旧与新、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概念史学」(Begriffsgeschichte) 的核心理念揭示了将连续性与断裂对立起来的二元论的误导性,这种做法传统上削弱了人们对历史变迁和未来发展的深刻理解。你提出的「历时性共时性」概念(一种融合时间不同层面的观点)无疑加深并丰富了我们的历史分析。你曾多次提到,现实是无法完全被语言所涵盖的,事实和概念之间始终存在不可逾越的差距。那么,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你如何看待使用连续性与断裂这些范畴作为分析工具?你认为这种分类方式还有存在的价值吗,或者我们应该放弃它?
答:连续与断裂这两个概念在历史研究中仍然具有其价值。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将它们应用于哪个层面或者哪一系列事件。观察政治历史,我们会发现有众多的断裂点。而在语言历史中,这样的例子就少得多,连续性变革和逐步演变才是主流。与此相反,政治事件经常打断连续性。通常情况下,革命性事件或改革都会紧接着断裂发生。在政治社会层面以及语言和经济层面,我们可以看到连续与断裂的不同形态,而最大的挑战在于建立所有这些不同形态和层面之间的恰当联系。德国近期历史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东德迅速并入了新的德意志共和国。在政治层面,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过程,只持续了一年或更短的时间。而且,东西两边的人们都相对容易地接受了整合。但是,双方的心态整合却远远滞后。即使是十五年后,换句话说,过了半个世代,这种变化仍未能实质性地增进国家东西部之间的交流。在此之中,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整合正在进行中,其进程也比预期要慢。这个例子说明,我们在讨论连续性与断裂时,必须考虑到不同层面的分析。
问:历史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处理一系列既呈现为独特又呈现为重复的累积事件和话语。因此,在强调每个历史事件独特性的历史主义者看来,你在多种情况下都提到历史充满了重复的结构和现象。历史是由真正重复的现象组成的吗,还是仅仅是历史学家从他或她自己的视角对过去的词语和事实投射的类比?我们完全有可能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在克伦威尔和拿破仑所遵循的历史道路之间,或者在修昔底德记录的演讲和其他政治论证之间找到巧合,这些论证在几个世纪中不断重复。然而,将这些和其他类似案例视为具有重复结构或至少在根本不同的语境中展开的或多或少相似的事件是否正确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这同样的逻辑应用到政治思想史中,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永恒问题」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接受这一点将与昆廷·斯金纳 (Quentin Skinner) 几十年前提出的令人信服的论点相悖。
答:为了妥善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大量的思考,思考历史变迁,并对整体进行反思。例如,在《圣经》的某些段落或柏拉图的著作中,我们很可能找到对今天政治策略有用的论点。有趣的是,我们的政治论证和策略基于这些论点的变化。众所周知,在古希腊时期,关于如何保护公民自由(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以及最好的治理方式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在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辨认出一种理想的民主形式,即人民自我治理的政治模型(尽管它的范围受到「城邦」的限制)。当然,这个模型与佛罗伦萨、法国或其他任何模型都不完全相同,但是结构是重复的,并且我不认为这仅仅是表面相似。我相信这些相似之处揭示了问题之间深层次的联系,尽管它们被以不同的方式表述和体验。这种结构的相似性超越了我们从今日历史学家那里习得的内容,他们通常会忽视相似性和共同的结构。一般的历史学家宁可避开这些主题,认为这些属于神学家或社会学家的研究范畴,自己则只研究来自独特来源的具体单一事实。例如,研究西班牙法西斯时期的历史资料,我确信有很多文件来自那个时代。但这些初级资料通常不会引用其中重复元素。在此类意识形态运动中,我们很少找到对反复因素的明确引用,除非它是如法国雅各宾派这样的意识形态。雅各宾派自诩为罗马人的真实继承者,就像他们被画家雅克-路易·大卫 (Jacques-Louis David) 描绘的那样,意识形态反映了共和时期罗马人的美德。然而,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这其实是一个救世的承诺。因此,真正对民主有用的类比是很少的,如何让所有人参与并做出共同政治决策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挑战。在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的辩论之下,我们很少发现新的论点。即使在新情况下,这些论点也是从过去适配而来。这就构成了一种技术或技艺,一种历史的技艺,它涉及到用广阔的长期视角连接事件链,包括发现重复结构的过程。
问: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显而易见的类比,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历史上不同行动者通过话语表达的各种民主概念——比如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等,是否真的都指的是同一概念?或者说,这些概念是否因特定的环境而变得重要,即便背后的论证结构和策略基本相同?
答:并不一定。我们不必然需要这样做。我们需要明白,在面对持续或永恒的问题时,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在处理那些虽然是独一无二的,但却持续不断并且对长期挑战有所回应的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处理那些真正独特、单一和前所未有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区分这三个层面,我们就可以讨论它们,并发现独特性以及重复出现的模式。例如,在中世纪,存在一种二元性,不同的权威相互对立,包括神学与世俗、修道院与城市,以及教会与民间权力的对抗。显然,中世纪欧洲的双重构成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雅典截然不同,尽管圣托马斯·阿奎那可能由于佛罗伦萨民主和雅典民主之间的许多相似性而使用了许多亚里士多德的论点。但无疑,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都被限制在少数公民的治理上。尽管提出的问题绝不会太相异,因为它们因为某些类似旧情况的特定条件而浮现,结构上的类比并不那么强烈。历史学家有责任关注这些类比,因为如果我们只把单个事件看作是完全独特的,我们就永远无法解释它们。我们无法解释它们,因为总会有缺失的部分。任何解释——包括对单个事件的解释,都依赖于行动的过程,依赖于事件的顺序。
问:纯粹的共时性解释不足以构成解释。
答:当然,这并非必然。结合共时性和历时性视角始终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始终考虑到这两个维度。它们不能相互独立。索绪尔本人在他的语言分析中说,每种语言的历时潜能都存在于共时的言语状况中。在我看来,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决定使用哪个维度——共时性或历时性——而是必须检验语言中可能存在几个世纪的创新能力,以及创新是如何产生的,例如因技术变革而产生的创新。当我们探索旧结构和新含义之间的关系时,观察语言中引入的新语义是很重要的,这些新语义是新经验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定义这种复杂关系,旧结构和新意义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不能断言一切都是新的。
从严格的逻辑角度来看,有两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决定一切都是循环的,那么就没有新事物,这将是极其无聊的。但如果我们决定一切都是新的,生活将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新的和令人惊讶的,我们将缺乏继续生活的知识和能力。因此,重复到某种程度是必需的,以便理解明天可能会发生什么。这正是我明天将要发表的会议主题。当然,这发生在纯粹的逻辑层面。实际上,我们的生活经验总是充满希望和期待,因此我们需要理解这些如何与其他变量相关。
问:尽管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历史学科面临了认识论的挑战,并且尽管经历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的辩论,一些历史学家仍然坚持那些非反思性的研究做法,因此这些做法非常接近实证主义。这些历史学家感到厌倦了那些无结果的辩论和理论,他们对方法论的关注不是很多,实际上他们相信,对原始资料的分析已经足够对事实给出一个恰当的解释。在另一方面,在概念史这一特定领域里,你不认为除了概念史学之外,我们还可以应用和实践其它方法学吗?
答:你问题的第一部分并非只适用于事实历史,概念史也同样无法仅通过引入新的资源或对现有资源的新解释来解释某个特定的「事件」或特定事件。存在着可以被历史语义学家和其他学者质疑和对比的问题和假设的不足。例如,我的词汇项目是基于四个假设,即在某一特定时期(1)语言变得更加民主化,(2)政治化,在(3)强烈的意识形态争论和(4)概念内部时间化的时期。这就是过去和未来逐渐形成的方式,而新的语言结构正在发展。这种新结构最终影响了所有概念。
至于第二个问题,历史概念研究当然允许多个视角和方法。这允许我们例如将注意力集中在利用自由主义作为规范性基准,这似乎是西班牙词汇的情况。然而,我不会采用这样的规范性基准或任何其他基准,因为我与法律领域的同行理论家、神学家和法学家的经验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法构想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历史,这种方法似乎对一些人的教条信仰构成威胁。他们以为自己知道「真相」,知道哪些是「真正的概念」对应这个或那个概念,他们不愿意承认一个会与他们自己的规范性观点相冲突的概念历史分析。我与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了讨论,在不少场合我只能就此打住。
最重要的神学家们经常因为他们的偏见而犯错误和误解。如果他们能将偏见转变为假设会更好。通过将偏见转化为假设或可供辩论的概念,我们就能自由地问自己接受这种事物是否可能。但或许我没有理解你的问题。
问:是的,我认为你说得对,我们的《辞典》确实包含了某种规范性偏好——或者如你所说,某种对自由主义的偏见。然而,我们坚持这一点的原因,并不是遵循某种意识形态的盲目偏见,而是因为我们确信,在19世纪的西班牙,自由主义无疑构成了主导语言和世界观。另一方面,我们确实试图使写作反映围绕每个概念的争议和争论。有趣的是,一些表达运动的现代宏观概念(包括自由主义)最初是由其反对者而非支持者更频繁地使用的(在与第一批宪政支持者相关的大量期刊和小册子中)。例如,在加的斯 (Cádiz),首先引人注意的是那些谈论「自由派哲学家」和「自由主义」的人,确切地说,是那些最为热切反对这一新哲学观点的人——比如弗朗西斯科·阿尔瓦拉多 (Francisco Alvarado,1756-1814) 这位「酸朽的哲学家」。
另一方面,当你谈到大多数法学家对概念史抱持怀疑甚至是蔑视时,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很难赋予一项不受规范性视角支配的概念历史研究学术合法性。他们在面对他们习惯研究的概念(这些构成了他们自己的认识论基础)时,会感到紧张。在巴黎关于历史政治思想新方法的最近一次辩论中,我确实能感觉到这种疑虑。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在毕尔巴鄂大会上一个有法律背景的参与者所说的话。他说,财产的概念几个世纪以来没有实质性变化,自罗马时代以来一直相当稳定(笑声)。是的,那很有趣。然而,毫无疑问,与德国实践的概念史学(完全重构概念的历史)相比,我们的方法无疑不同。
答:你的批评点很有趣,但我不认同。从我们处理的不同学术文化和项目来看,你的感觉可能是对的。这个问题还取决于历史行为者使用的语言和历史学家的分析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相似性或兼容性,因为语言总是在独特的情境中被记录下来,并在确切且具体的坐标系内产生。在谱系的一端,意义不可能改变,因为它总是反映一个独特且唯一的情境。这是坚持应用语言的唯一性或独特性的概念主义理论的一个方面。然而,在另一端,我们必须思考那些具有意义能力的语言元素,这些语义和句法用法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一直在持续变化。如果词汇可以被应用于具体和独特的情境,那正是因为它们潜在的、通过持续使用而积累起来的意义能力。词汇的重复使用导致翻译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句子结构的变化,有着深度和长度的多种调制。因此,我的假设是,一个独特、专有且长期的过程正在进行。我们需要分析每种语言的根源,考虑长期变化的缓慢步伐,以及语言在具体情境下的应用,还有那些偶尔促成新事物的适应。

莱因哈特 · 科塞莱克:概念史、记忆与身份 / 翻译  哲学 第3张记忆、概念和集体身份

问:在历史写作中,过去几十年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分析概念:记忆 (memory) 和集体身份 (collective identity)。从后者说起。你不觉得,如政党、阶层、国籍或性别等强烈的政治认同感,可以视为个人对某些概念的有效接受的结果吗?这种接受使他们认为自己本质上属于某个集体或社群——有时甚至是唯一「属于」。我们特别注意到一些不对称的对立概念,正是在这些概念上构建了身份,它们成为排除他人并产生国家主义历史学家所说的「反身份」的工具。
答:首先,我认为语言国家 (linguistic nation) 与政治国家 (political nation) 之间的对立是19和20世纪的产物。自《凡尔赛条约》以来,第一种概念被认为是德国的特有意识形态,因为从语言角度看,我们更偏好文化国家而非政治国家,这也是我强调语言方面的原因。法国也有语言国家的特点,因为正如他们所做的,他们不允许语言少数群体在他们领土上发展,所有人都必须说法语。阿尔萨斯人、巴斯克人以及生活在布列塔尼的人都被迫说法语,这是由历史上强硬的语言政策推动的。因此,语言国家不只是德国的创造,它也是法国的实践。但是,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另一回事,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截然不同。如果我们专注于细节,我们可能会发现国家差异,这些差异被不同的意识形态掩盖。
至于身份和集体记忆,我相信它极大地依赖于语言前提,这些前提使得说话者深受意识形态影响。我个人对这个议题的立场是坚决反对集体记忆,因为我曾在纳粹统治的十二年里遭受过集体记忆的影响。任何集体记忆的形式都让我反感,因为我知道真正的记忆独立于所谓的集体记忆之外,我的立场完全建立在我的个人经历之上。无论别人怎么说,我了解自己的个人经历,并且我不会放弃它们。我有权保持我个人的记忆,这些记忆构成了我的个人身份。为了迎合集体身份而产生的记忆,源自德国的教授、制造集体记忆的神职人员、政治家、诗人、新闻界等等……总之,那些认为自己是集体记忆守护者的人,他们为此买单,创造并使用它,以此来灌输信任和安全感。对我来说,这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对我来说,除了我自己的个人经历之外,我很难被其他任何事物说服。我总会回答说:「如果你不介意,我会保留我自己的个人和自由的个人立场,这是我所信任的东西。」
因此,集体记忆总是一种意识形态,就像在法国,这一概念来自涂尔干和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哈布瓦赫没有为法国国家服务,但是为法兰西共和国发明了集体记忆。在1900年左右,这个概念为法国提供了一种适当的自我认同形式,在当时几乎完全是君主制的欧洲中,法国是个例外。这就是法国如何在当时的君主制世界中维持其基于集体记忆的身份。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学者们的学术发明。
马克斯·韦伯在对国家的分析中显示出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国家是知识分子通过语言进行行动的后果。韦伯对这一点采取了一种非常严肃和学术性的视角来看待。
问:如果你不介意,我们想继续询问一些与历史记忆相关的问题。你对世界大战记忆的研究极大地揭示了这些剧烈事件对欧洲人民,尤其是法国和德国人良知的深远影响。在我们庆祝奥斯威辛解放六十周年之际,你是否觉得德国的年轻一代,那些战士的后代,已经最终能够克服那个长期压在他们良知上的历史阴影了呢?
答:年轻一代的良知似乎非常明确。由于他们没有参与过往的行为,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诠释,并且可以轻松地表达他们的想法。在他们之中,不存在真正的冲突,坦白讲,就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差异而言,尽管立场不同,但我认为最好的争论是那些双方能就争议的内容找到共同点的争论。这为你提供了一个平等对待过去的基础,但对犹太人的过去来说更难,因为毁灭性是如此全面,以至于在这方面没有空间进行自由辩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等待人们离世后才会有新的事件和信息出现。如果没有个人怨恨,事情会变得更简单。然而,事实是它确实很难,我在美国和以色列有许多犹太朋友,而这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难以避免的偏见使得人们必须学会适应它们。这些差异与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的差异相似:波兰人和俄罗斯人曾遭受残酷对待。这就是为什么我试图来纪念那些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生存(但没有成功)。我曾说,「我们消灭了六百万犹太人,三百万波兰人,以及超过六百万的俄罗斯人,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死亡都发生在过去。」但是犹太人总是反对将斯拉夫人包括在这个叙述中,因为他们坚持犹太人灭绝的特殊性,认为犹太人是因为希特勒的意识形态而被一次性彻底消灭。这是真实存在的情况……参与这类辩论非常困难,因为偏见将不可避免地影响记忆。所以,正如我所说,辩论并不像法德间的那样简单。我们知道很多法国人在战争期间与纳粹合作过。我们意识到有合作的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人们倾向于就纳粹过去进行共同辩论。也许西班牙及其关于佛朗哥过去的内部问题与我所讨论的案例相似。我相信这里有可比之处。
问:考虑到西班牙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参与世界大战,而且西班牙的20世纪被血腥的内战 (1936-1939) 所标记,我们认为这样的创伤性经历的记忆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我们欧洲邻国的记忆。因此,根据一些观察家的说法,西班牙向民主的过渡成功可归功于智慧地管理记忆和遗忘,特别是那些在佛朗哥主义者和反佛朗哥主义者中,有能够调和并按照某些最低限度的规则行事的人,这些规则巩固了独裁统治的终结,为新的自由民主制度铺平了道路。在那一刻,西班牙人强调痛苦的战争经历迫使每个人(特别是战败者)反思导致那场灾难的情况,并以此为教训以避免重演。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见证了某些修正主义运动的出现,这些运动质疑这种过渡模式,并在某些情况下提出对事件和事实的完全重新评估。这种态度在那些认为自己是「被击败者记忆」和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继承人的守护者中特别常见。目前在西班牙经历的「纪念主义」浪潮——包括推动进行挖掘共同墓地以寻找受害者遗体的行动,以及移除纪念佛朗哥的纪念碑等其他举措——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复仇意愿,这通常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的更为灵活的态度发生冲突。事实上,有时候可以看到过去几年的修辞目的不同——例如,那些激进的巴斯克民族主义者,他们明显旨在淡化巴斯克恐怖主义受害者的近期记忆,同时强调西班牙内战受害者的记忆。这些话语不惜揭开尚未完全愈合的旧伤口,即便自内战以来已经过去六十年(独裁者去世三十年)。基于您熟知的德国经验,尽管这些是不同的案例,但在一个被意识形态内战撕裂的国家,如西班牙,构建或修复共同记忆的基础是什么呢?
答:在这个问题上,我坚持的原则是永远保留差异,并且坦诚地讨论差异。这使得每个人都能保持独立并相互尊重。这种相互认可预示着一种对和平的期望。但是,如果你不承认他人的独立性,你很快就会感到有压迫他们的压力。我相信,坚持差异是促进和平和共有记忆的最佳方式,特别是在记忆存在分歧的情况下。接受分歧的记忆,而不是尝试创造一个统一的共同记忆,显然是更好的选择。我认为这应该成为常态,是一种普遍适用的规则。这一准则适用于所有的欧洲人,包括以色列人、波兰人、德国人等。我相信,这同样也适用于西班牙人。在我看来,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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