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洛克：《利维坦》的隐秘读者？

Antonio Verrio, The Sea Triumph of Charles II

「当他 (指洛克) 在牛津读书时，他从不学习；他懒惰且冷漠，经常以写一些琐碎的机灵话聊以自慰。他把阅读樊尚·瓦蒂尔 (Vincent Voiture) 作品集的英译本当成他唯一的乐趣，并且为之着迷。他反感科学与博学，然而他几乎一直把霍布斯的《利维坦》放在手边，同时向他的朋友们推荐他的解读。……」 这一段文字来自于剑桥大学历史学者菲力克斯·瓦尔德曼 (Felix Waldmann) 最新发现的手稿 [1] 。当2021年这篇手稿进入人们的视野时，卫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2] ，报道中，洛克不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自由主义奠基人」，而变为了一个「虚荣、懒惰与自大」 (vain, lazy and pompous) 的人。这篇报道在学术圈内引起了热烈反响，人们注意到瓦尔德曼的新发现将近推翻了自由主义、乃至新近树立的「剑桥学派」式洛克研究的正统范式。在一些熟读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自然权利与历史》 [3] 的学者眼中，这一新发现则是用实实在在的文本证据支持了他们长久以来所坚持的说法：洛克是霍布斯自然权利理论的隐秘追随者。本文将介绍瓦尔德曼关于这一手稿的发现所做出的判断与猜想，并结合先前彼得·拉斯莱特 [4] 、约翰·邓恩 [5] 等人做出的研究，阐述一些自己简单的想法。

 

神秘备忘录的重新发现

瓦尔德曼所发现的简短手稿属于一篇用法语写成的备忘录，这一备忘录的作者被认定为是18世纪初流亡于伦敦的胡格诺派记者皮埃尔·迪梅祖 (Pierre Des Maizeaux) 。迪梅祖在备忘录中记录了一个知名不具的洛克朋友对他陈述的回忆，大致完成与1718年或19年左右。迪梅祖本人流往英格兰后，结识了一些洛克的生前友好，包括洛克晚年的忘年交安东尼·科林斯 (Anthony Collins) 。由于洛克的继承人彼得·金 (Peter King, Lord King) 拒绝提供洛克手稿，与洛克多次合作的出版商昂舍姆·丘吉尔 (Awnsham Churchill) 也拒绝出版这些手稿，他只能通过采访洛克好友及其有关人士，搜集洛克生平资料，于1720年出版了《洛克生前未出版著作集》。而对洛克朋友T先生的陈述记录，便是这一材料搜集过程中的备忘录之一。

菲力克斯·瓦尔德曼 (Felix Waldmann) 

迪梅祖出版这些手稿的目的在于恢复洛克作为哲学家的名声，并扩充与洛克相关的传记研究。科林斯在1717年与迪梅祖的信件中透露了洛克生前的法国秘书科斯特 (Pierre Coste) 在新近出版物中对洛克哲学进行的攻击。科斯特将《政府论》、《人类理解论》与《基督教的合理性》等著作翻译为法语，但同时在编辑过程中保留了他对洛克经验主义哲学的质疑。这些质疑针对了洛克对于基督教启示、内在观念、自然法等概念的模糊态度。洛克生前也与许多神学建制派进行了广泛论战，包括了与圣公会高教会派约纳斯·普罗斯特 (Jonas Proast) 关于宗教宽容问题的论争，与加尔文宗牧师约翰·爱德华兹关于三位一体的辩论 [6] 。但是在这些论争和质疑中，很少有人诉诸于批评洛克的人格品质与他的学术态度 [7] 。洛克有素养的人品风度与丰富的学术成果，在神学家让·勒克莱尔 (Jean le Clerc) 的悼文中有所呈现 [8] 。然而，在瓦尔德曼所重新挖掘出的备忘录中，洛克的学术态度与人格品质遭遇了空前的打击，以至于任何揭开这一尘封手稿的读者都不得不大吃一惊。

在这篇备忘录中，这位洛克的生前好友，不具名的T先生（有时则仅以Mr.代替）除了回忆洛克在牛津时阅读霍布斯作品的经历，还揭露了洛克在写作中对托马斯·孟的经济学作品进行剽窃，但反而偏执地认为T先生剽窃了他在《政府论》中提出的观点。T先生讲道他在与洛克的交谈中，讨论到为何人民可以将生杀大权 (power over life and death) 交给政府的问题时，洛克急切问道此观点的出处，并在其后将这一观点加入他的政府论文当中 [9] 。同时，T先生提到了洛克向他的朋友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道德原则于世界各国来说是相对的，一种罪行在一个国家中被认为是罪行，而在其他国家中可能并不是。根据这一备忘录，洛克不仅在学术观点上有不端行为，且在生活上并不受周围人欢迎。对于洛克与他的领主沙夫茨伯里伯爵 (Anthony Ashley Cooper, First Earl of Shaftesbury) 的关系，T先生也进行了评论：「人们对于洛克敢于与他的领主 (沙夫茨伯里) 经常谈论重要问题 (包括伯爵之子的婚姻问题) 的印象是完全错误的」；伯爵认为洛克与另外两位医生是「三个去罗马的疯子」 [10] 。此外，沙夫茨伯里在1681年后被指控叛国罪而逃亡荷兰时，也并未指望洛克继续陪伴在其左右，并评价洛克「过于精明」 [11] 。事实上，「他从未卷入沙夫茨伯里伯爵推翻查理二世的阴谋，也没有在政治行动中给予任何建议，他仅仅是沙夫茨伯里家中的一位故旧，仅此而已」 [12] 。

John Greenhill, John Locke, 1672

詹姆士·泰瑞尔作为陈述人

这篇备忘录中的神秘陈述者T先生究竟是谁？瓦尔德曼在论文的第二部分中直截了当地猜测这一T先生正是洛克长期好友詹姆士·泰瑞尔 (James Tyrrell)  [13] 。洛克与泰瑞尔的友谊在洛克书信集出版后在学术界已经众所周知——正是1680年左右的排除危机让洛克和泰瑞尔共同投入辉格党阵营起草反驳罗伯特·菲尔麦的作品；1684年至1691年期间，洛克出奔荷兰，泰瑞尔受洛克所托保管他的相关图书。但是1689年2月洛克回到英格兰后，泰瑞尔迟迟没有归还这些图书，加上他对洛克哲学的质疑，对《政府论》作者身份的猜测，都使洛克与泰瑞尔的友谊出现了裂痕 [14] 。瓦尔德曼首先找到了勒克莱尔撰写的洛克悼词，发现这一洋溢着赞美之言的悼词中的大部分信息来自于达玛利斯·马舍姆 (Damaris Masham)  [15] 的备忘录。这一备忘录中记载着马舍姆夫人与泰瑞尔的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泰瑞尔在这篇对话中对洛克在牛津时的「博学与才干」 (Learned and Ingenious young men) 表达了称赞，并提到了他不像大学中的大多数学生一样卷入了学术争论中。青年的洛克认为这种争论浮于表面，无益于发现真理。因此，正如马舍姆夫人备忘录中所透露的那样，泰瑞尔与迪梅祖备忘录中的陈述人同样与洛克在牛津相识，同时了解洛克在大学时代沉迷于瓦蒂尔的文学作品 [16] 。瓦尔德曼又提供了一些其他参考资料，例如泰瑞尔与陈述者同时提到了洛克与「三个去罗马的疯子」的其中一位医生戴维·托马斯的亲近关系以及共事经历等。除此之外，泰瑞尔的晚年经历也契合迪梅祖对其进行采访的条件：泰瑞尔与科林斯在洛克家中相识并成为笔友，同时泰瑞尔的逝世时间正好在迪梅祖准备出版洛克未出版论文集之后，给予他充分条件成为迪梅祖能够认识到的而为数不多仍然健在的洛克生前友好。这些传记经历的对比中所提取的证据或多或少支持着瓦尔德曼的论点，即这一神秘的讲述人正是洛克曾经的好友詹姆士·泰瑞尔。

同为批判罗伯特·菲尔麦《先祖论》，泰瑞尔所作的《先祖而非君主》（Patriarcha non Monarcha）

同时，泰瑞尔与洛克的学术交流经历也符合迪梅祖备忘录中的陈述。瓦尔德曼抓住了泰瑞尔在与洛克通信中质疑他的自然法理论中的霍布斯主义倾向，与陈述人在备忘录最后对洛克哲学中道德相对主义的指控进行了比较，以此确定备忘录的陈述人就是泰瑞尔。泰瑞尔在1690年的信中提到了洛克在构建道德原则的过程中对自然法的忽视，并引用了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关于道德法的区分，将其分为上帝之法、政治社会法以及习俗法。他认为洛克承认习俗法作为道德法的标准，本身与霍布斯「自然状态下不存在道德善与恶的想法」相同。同时，洛克未能将上帝之法中的实证神法（revealed law，主要指摩西五经中记载的律法）以及自然法相区别，于是将人们通过理性所估计的，来世中上帝的奖惩审判当作了道德标准建立的依据，这与霍布斯的伊比鸠鲁式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遥相呼应 [17] 。瓦尔德曼认为这首先与陈述人在备忘录最后对洛克的指责「道德原则于世界各国来说是相对的」不谋而合，其次也间接印证了泰瑞尔可能像陈述人一样了解洛克早年在牛津确实经常阅读霍布斯的作品 [18] 。对于托马斯·孟作品的剽窃问题，泰瑞尔也像陈述人一样注意到了洛克同时期的批评者对他的政治经济学作品进行的批评，并且在书信中谈到了这一件事。但是同样值得一提的是 ，泰瑞尔的态度与备忘录中陈述人的态度大相径庭：他认为在洛克的藏书中很有可能没有孟的著作的情况下，他可以凭借「大师级别的才能」 (masterly genius) 得到孟相同的结论回击那些对他的政治经济学的诘难 [19] 。除了瓦尔德曼所提到的这两点主要理论影响，已知的一些洛克与泰瑞尔的理论共同点也可以在备忘录中寻找解释，从而可以使人断定这一备忘录的陈述人就是泰瑞尔。

自1950年代起对于洛克《政府论》的研究中，拉斯莱特 (Peter Laslett) 发现了泰瑞尔在1680年排除危机前后同样完成了一部作品《先祖而非君主》 (Patriarcha non Monarcha) 反击新近出版的菲尔麦爵士的作品《先祖论》 [20] 。拉斯莱特发现这部作品与《政府论》的很多观点非常相似甚至完全一致，并在每一个他所认为与泰瑞尔观点相似的《政府论》文段中加入自己的注解。于是他推测两人的政治理论在那个时期有相互影响，并且在两部作品同样匿名的情况下，洛克了解泰瑞尔当时的写作情况，并在其作品中着重提到了《先祖而非君主》在英国宪政史中关于王位继承问题的分析 [21] 。在迪梅祖备忘录中，陈述人也是记录了类似洛克向他询问写作情况，并将陈述人「行政权为共同体的共同善而掌握一些超越立法权力限制的生杀大权」的观点加入洛克自己的《政府论》中——虽然仅仅在1690年8月《政府论》匿名出版后，泰瑞尔才有充分理由猜测洛克就是这一作品的作者。瓦尔德曼就此推断，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所提到的行政权力用特权革除「共同体的腐败部分」 [22] 就是受泰瑞尔理论影响的最好反映。因此，根据这些基本相符的理论经历，瓦尔德曼断定神秘的T先生正是洛克曾经的好友泰瑞尔。

 

洛克与《利维坦》的相逢

在《情境中的观念：洛克＜政府论＞中的政治哲学与历史书写》中，我对1950年代拉斯莱特对洛克手稿的研究及其所作的史学结论进行了介绍，其中讲到了学界当时关于洛克在写作中有意反驳霍布斯的观点：霍布斯可怖的自然状态理论与洛克所构造的相对和平的自然状态是截然相反的，同时洛克的自然法理论受理查德·坎伯兰 (Richard Cumberland) 影响甚厚，而坎伯兰本人的作品是直接批驳霍布斯的。拉斯莱特则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回复并认为，洛克的主要论敌应当是菲尔麦爵士的作品以及背后的托利党人而非霍布斯。马克·戈尔迪 (Mark Goldie) 对拉斯莱特的论点进行了引申，认为洛克的批判对象应该包括更广的圣公会高教派范畴，但是他们的论点都没有认为霍布斯属于洛克所反驳的一类人 [23] ；相反，霍布斯的作品为圣公会高教派所不齿：1683年在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广场，早已被英格兰教会视为异端邪说的霍布斯《利维坦》被公开焚毁。更重要的是，拉斯莱特提到了《基督教的合理性》中对于神的启示的态度，洛克与霍布斯有态度类似的地方——即使洛克在这里并没有完全使用霍布斯的词句。即便洛克在晚年重复地向友人阐明他没有认真读过霍布斯，拉斯莱特仍然认为洛克确实在早年间的学生时代，如同其他人一样翻阅过《利维坦》，只不过印象并不深刻。因此，霍布斯对《政府论》书写的影响即使存在也是间接的 [24] 。另一事实更加支持这一论断：1674-91年期间，洛克将自己仅有的一本《利维坦》借给了泰瑞尔，不可能在撰写《政府论》时对其进行参考 [25] 。

位于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 (Bodleian Library)

1683年霍布斯的《利维坦》与其他异端书籍在此被焚烧

约翰·邓恩 (John Dunn) 则在1969年的《约翰·洛克的政治思想》中阐明了更加关注写作语境的观点。他承认了拉斯莱特的发现改变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从过去的寻找历史材料支持学者们所构建的哲学对话转变到了观察历史材料推测政治思想家的思维活动 [26] 。但是在估量霍布斯对洛克影响上，邓恩认为从传记历史的角度考察洛克所受的霍布斯主义影响对《政府论》的书写意图的研究没有关联，因为洛克为了反驳菲尔麦所需讨论的问题与霍布斯的问题意识完全不同，换句话说，洛克的书写语境与霍布斯不同，而且洛克本人也完全注意到了这一点 [27] 。洛克如果要针对霍布斯的哲学问题进行讨论，他完全可以在《人类理解论》与《基督教的合理性》等作品中回应这些问题。但是既然我们在这些哲学著作中找不到任何明显对霍布斯进行反击的影子，以及我们已经承认了霍布斯对洛克早期教会学研究的某些微妙影响，那么任何将霍布斯的影响归于洛克晚期的政治哲学中的「时间错置式的」(anachronistic) 尝试都是徒劳的 [28] 。邓恩清晰简洁的笔触强调了语境主义的研究原则，也断然拒绝了任何施特劳斯式将洛克与霍布斯的自然权利媾连起来的可能性。

对于两位「剑桥学派」前辈，瓦尔德曼将拉斯莱特和邓恩进行了比较。瓦尔德曼将拉斯莱特作为一个「半施特劳斯主义者」(quasi-Straussian) 与邓恩完全的情境主义——如果还没有完全对立起来——区分开来。瓦尔德曼认为，作为一个历史与考据研究者，拉斯莱特尝试揭示洛克对霍布斯的兴趣而寻找历史材料的做法是情有可原的。的确，我在上文也强调了拉斯莱特为了证伪洛克在《政府论》中直接反驳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必须寻找洛克在某些方面追随霍布斯的例子，例如拉斯莱特通过反对「父权政治」这一主题将霍布斯与洛克连接起来，并与菲尔麦对立起来 [29] 。这些都是拉斯莱特必须强调以反驳传统的「洛克反对霍布斯」的论点。而瓦尔德曼认为，邓恩批评了拉斯莱特的这种态度，并且认为这样搜寻洛克《政府论》写作时的霍布斯主义影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最后仍然回到了政治哲学家所构造的非语境的政治哲学对话中。但是面对拉斯莱特或邓恩的都是这样一种讽刺的境地：他们既可能将《政府论》的写作语境完全归结为反对菲尔麦而使霍布斯完全无关联，又可能通过史料的推敲证明一些霍布斯对洛克的影响，尽管价值不大 [30] 。

约翰·邓恩 (John Dunn)

而这篇备忘录的再发现本身，对于洛克思想史学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瓦尔德曼认为他的新发现修正了拉斯莱特与邓恩奠定的洛克研究基础，同时给予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的读者证明洛克在《政府论》写作过程中进行隐微书写的希望。瓦尔德曼侧重了洛克早年教会学与政治思想中的「霍布斯主义」元素，而非完全迎合施特劳斯主义的结论，认为洛克在《政府论》中的自然权利理论完全是以自我保存为主因而是霍布斯式的。瓦尔德曼注意到了杰弗里·科林斯 (Jeffrey Collins) 、乔纳森·帕金 (Jon Parkin) 与杰奎琳·罗斯 (Jacqueline E. Rose) 对洛克早年政府论文的「霍布斯主义」倾向进行评论。罗斯提到了洛克在批驳同为牛津学人的爱德华·巴格肖 (Edward Bagshaw) 的作品中，捍卫了政务官员 (civil magistrates) 对教会公开敬拜活动的掌管与安排的权力 [31] 。这种国家掌管教会活动的「伊拉斯图斯主义」 [32] 与霍布斯对独立派教会学和政治理论的同情态度 [33] 十分类似。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安立甘宗的伊拉斯图斯主义者也因霍布斯的其他被视为异端的神学理论决定与霍布斯保持距离，洛克便是这种风潮中的其中一位。这样，洛克在早期为了与霍布斯保持距离而进行隐微书写的活动也得到了证据支持。此外，瓦尔德曼对洛克在《政府论》写作过程中无法接近《利维坦》的事实也产生了质疑。发现了拉斯莱特整理的洛克图书馆书目列表中的错误后，瓦尔德曼怀疑洛克1681年的书单中可能包括霍布斯拉丁语的哲学全集，因而仍有机会在《政府论》写作中大量参详霍布斯的作品 [34] 。于是，不同于拉斯莱特的结论，瓦尔德曼认为《政府论》在写作过程中有着参考霍布斯作品的可能，因而也可能在理论上隐秘地追随霍布斯。

 

瓦尔德曼观点的局限

作为一个新发现，这篇论文对琐碎的手稿、书目、清单等资料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推断。然而，在瓦尔德曼基本的史料推理过程中——正如拉斯莱特在1960年代的《政府论》研究在此后产生的批评和质疑一样——我们仍需关注瓦尔德曼在史料解释过程中使人产生质疑的地方。泰瑞尔是在什么背景下如何向迪梅祖陈述自己与洛克发生的陈年旧事，又是如何将其转化为一个并不体面的对揭露曾经友人的「黑材料」的呢？这一新发现是否能够进一步颠覆拉斯莱特与邓恩奠定的洛克研究基础呢？下面我将对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在史料梳理本身，瓦尔德曼将不可避免地需要花更多功夫解释一些对他不利的事实。首先，我们姑且认为迪梅祖在记录这次采访的过程中没有恶意歪曲备忘录陈述者谈话的意图，毕竟他与洛克是没有直接利益相关的。那么这样一个非常不体面的，甚至改变人们对这一伟大哲学家认知的备忘录，如何让人不认为这一备忘录的陈述者本身就存在恶意夸大事实，哗众取宠的意图呢？况且，泰瑞尔在与洛克书信中毕恭毕敬求问的态度，以及同样在18世纪初洛克去世后，泰瑞尔与马舍姆夫人发生的对话中对洛克的高度评价，与备忘录陈述者对洛克的评价口径却截然相反 (这一事实同样被瓦尔德曼所注意到 [35] ）。如果这样一个备忘录被认为出自于泰瑞尔的话，我想更多的读者将很难判断甚至不会轻易判断洛克早年的人品与学术道德，而更会怀疑泰瑞尔的人品是否存在问题：一个人短时间内对一个人（况且是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的态度变化如此之快，无法不让人怀疑这个人本身就是见风使舵之徒。其次，即使我们认为泰瑞尔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即这一备忘录中的陈述部分确实出自泰瑞尔，那么瓦尔德曼对这一面之词或许抱有太大幻想：他懂得对推敲洛克的隐微书写的习惯，但是对于知之甚少的泰瑞尔却仅仅取用他所陈述的表面意思。也就是说，如果这一备忘录的陈述是出自于一个受到刺激而充满恶意（即使这种恶意来自于洛克去世之后）的人，那么这更有可能是泰瑞尔在与洛克关于自然法观点与理论之争后产生的偏见所致：在洛克对于《人类理解论》相关的自然法条目进行了充分解释，以及明确地将自然法与实证神法、实证人法与习惯法等区分开来后 [36] ；在洛克明确表达了对泰瑞尔泄露《政府论》作者身份的不悦后，我们很难不认为泰瑞尔对洛克的私人偏见已经形成，也影响了他对洛克学术成就甚至其人品的评价。而洛克是否在事实上像陈述者所描述的那样人品上乏善可陈，这一问题只能留给读者自己去评断。

《洛克书信集》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于瓦尔德曼所认为更有分量的发现——即「洛克早年是霍布斯《利维坦》的忠实读者」，其对洛克思想史研究的影响也并非像宣传报道上那样巨大。首先，邓恩与拉斯莱特方法与结论的相似远大于瓦尔德曼所认为的区别。瓦尔德曼所认为拉斯莱特使用的那样一种「半施特劳斯式」的方法用历史材料推断，事实上在邓恩那里并没有受到明显的攻击。拉斯莱特通过实际上是从相关史料出发得出了洛克有进行审慎书写的习惯，这种习惯解释了他在排除危机的政治波动下通过不同标签隐藏自己的手稿，以及利用匿名方式发表《政府论》等。对于作品中霍布斯的提及，拉斯莱特表示这一不明显的对霍布斯主义的暗示仅仅是无意的，只能合理地解释为洛克早年受到霍布斯影响，而即使这种影响持续洛克一生，也不能代表《政府论》写作时霍布斯的影响持续存在并主导了洛克的写作意图。邓恩的工作实际上继承与发展了拉斯莱特的观点，因为拉斯莱特的方法始终没有形成相应的「语境主义」体系，而仅仅在完成史料挖掘的相应工作。邓恩隐含通过「语境」这一概念解释了为何洛克在写作《政府论》时，霍布斯在洛克传记史中的影响并不能直接代表洛克的书写时完全回答霍布斯所提出的政治哲学问题 [37] 。正像一个人即使如同拉斯莱特所说的那样翻阅过霍布斯的作品，并对霍布斯的作品认真做好笔记以掌握所有观点，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人在一个特定的书写环境下的写作内容完全与霍布斯有直接关系 ——何况1651年《利维坦》出版以来，正如拉斯莱特注意到的那样供不应求 [38]，一个普通的牛津大学知识阶层能够读到霍布斯的作品并且为这一作品中的新颖观点所吸引应当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同时，邓恩与拉斯莱特均未否认洛克在早年阅读霍布斯的可能性（洛克在撰写《自然法论文集》时回答霍布斯哲学问题的可能），以及这种影响在洛克书写境况上的直观反映 [39] 。但是即使如瓦尔德曼所发现的，这样的直接影响是存在的，而且反映在洛克早期的教会学作品《政府两论》 (Two Tracts on Government)  [40] 之中，洛克与霍布斯的伊拉斯图斯主义仍有区别。瓦尔德曼已经承认帕金认为洛克的主权者虽然可以决定公开敬拜的相关规范以及举行方式等，但是基于洛克的神法与自然法相区别的原则，主权政务官 (civil magistrates) 仍然没有权力组织公开敬拜、解释教条、或者完全获取霍布斯所列举的其他教会权力那样 [41] 。这一论点也能够说明洛克为什么没有像霍布斯那样在论文中表达对教会机构的痛恨，并且完全支持保留这些宗教机构，以通过他们对神法启示进行现实化与习惯化。于是，我们可以从霍布斯的教会学中推测出他可能的神学立场：他可能与同时期的一些激进人士一样，属于理性主义神论者，认为基督教教义只能通过人的理性与自我保全的倾向被理解，这样与洛克早年对自然法的解读类似 [42] ——即使自我保全作为一种方式被洛克明确地排除在外。但是霍布斯的神学完全可以被进行更加激进的解读：霍布斯认为基督教的完全理解或多或少需要超自然的神的启示使人信服，而这种对神迹的服从完全与理性主义神学相矛盾。因此，不可能通过理性完全理解基督教，基督教伦理也完全不能容许于霍布斯的实证政治科学体系中的。同时，宗教权威对基督教神启教条垄断性的解释权，也使罗马天主教会能够取代国王成为俗务的主权者，享受尘世的利益（收取什一税等），以及基于「无知人们幻想」的「没有义务的」绝对服从 [43] ，成为一种为霍布斯所批判的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政治模型。霍布斯由此接近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那么，洛克是出于捍卫王权-圣公会体制但同时允许宗教人士按照政务官的规定组织敬拜，还是出于一种更加激进的霍布斯主义，支持王权渗透于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中而将其激进立场隐藏起来的目的撰写他的《政府两论》及其他关于宗教宽容的作品，我想也只能留待读者进行评断。

King Charles II and Catherine of Braganza, c. 1665

结语

思想史研究基于以下假设：历史是由语言与思想承载的，因为人们是通过这些解释载体认识历史的。于是抛开这个前提讨论所谓「真实的历史」在思想史甚至于除考古学的所有历史研究领域，便显得苍白无力。通过历史材料对历史中的书写行动与意图进行推究，就是这样在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假设下还原「真实历史」的最大努力。对于这一新手稿与其它形式的历史资料的发现者来说，毫无疑问，解释这些发现背后的事情是最能够吸引历史学家的。瓦尔德曼作为一个有勇气的青年学者，敢于猜测这一揭露洛克学术瑕疵的备忘录出自詹姆士·泰瑞尔的手笔是难得可贵的；即使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任何人都不可避免通过解读历史材料附会自己的观点。诚然，洛克在青年时期接触过霍布斯的作品，拉斯莱特、邓恩与瓦尔德曼共同承认这一事实。但是在分析这一事实对洛克的书写习惯与行动——具体到《政府论》写作过程中——的影响时，霍布斯直接的、启发性的影响为拉斯莱特与邓恩所否定，而这一影响则被瓦尔德曼与施特劳斯在某种程度上视为可能：洛克在书信中对于他人「霍布斯主义」的指责语焉不详的辩护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之一。瓦尔德曼的发现呼应了施特劳斯的观点：洛克通过审慎的写作手法掩盖其激进的政治哲学以及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神学，而这一激进哲学是完全跟随于霍布斯的 [44] 。施特劳斯以提出「隐微」与「显白」书写的对立概念著称，认为一个围绕着现代政治迫害环境下的哲学家只能通过用一种秘传的写作手法将自己的激进观点表述出来，不接受特定教育的一般读者是无法理解这样的隐秘对话的。但是，通过历史材料作为证据支持「洛克《政府论》的写作过程体现了隐微写作的技艺」则是无法被证伪的。如果没有人能够掌握这一技艺，没有人能够掌握隐微书写的思想材料，那么我们除了通过启示与奇迹理解这一历史行动，别无他法。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开辟了洛克政治思想研究的想象空间，拉斯莱特与邓恩则有勇气最大限度地还原一个「真实的洛克」以填充这样的空间；瓦尔德曼所做的，正如政治思想史领域的一切青年学者所做的那样，寻找哲学想象与历史现实的差距的同时，兼顾两种方法论而继续他的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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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Waldmann, F., 2021. “John Locke as a Reader of Thomas Hobbes’s Leviathan: A New Manuscript”.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93 (June), p. 273. 原稿为法语，本处译自瓦尔德曼的英文译文。

2. 卫报的相关报道见如下链接：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1/jun/24/lost-memoir-paints-revered-philosopher-john-locke-as-vain-lazy-and-pompous.

3. 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著，彭刚译：《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三联书店, 2016.

4. Laslett P., 1988. “Introduction” in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by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Dunn, J., 1969.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Marshall, J., 1994. John Locke: Resistance, Religion, and Responsi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 Waldmann, p. 252. 

8. Ibid., pp. 252-253. 

9. Ibid., p. 275. 注意，此处陈述人所使用的是“his own treatise on government”，说明陈述人已经得以确定长期以来匿名发表的《政府论》属于洛克所作。这一事实也被瓦尔德曼用来支持陈述人的身份就是洛克朋友泰瑞尔的论点。

10. Ibid. 这里“另两位医生”指的是David Thomas与Thomas Sydenham。查理二世的王后，天主教徒布拉冈萨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Braganza）无法生育，沙夫茨伯里这里指的是三位医生执迷于使这位天主教王后能够生育，繁衍天主教后代，而沙夫茨伯里本人坚持反天主教立场，对这位来自葡萄牙的王后表示厌恶。

11. Ibid., p. 276. 

12. Ibid., p. 277. 

13. Ibid., p. 253. 

14. Laslett, p. 6.《政府论》于1690年由匿名出版，但是在泰瑞尔与洛克同年八月的书信当中，泰瑞尔明确要求洛克证明他是《政府论》作者的身份，Locke, J., 1976-1989.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Locke, Vol. 4, ed. by E. S. de Beer. Oxford: Clarendon, pp. 116-119 (No. 1312). 关于洛克与泰瑞尔的友谊，请参考Rudolph, J., 2002. Revolution by Degrees: James Tyrrell and Whig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5. 马舍姆夫人（Dame Damaris Masham）作为洛克晚年所居住的位于埃塞克斯奥茨（Oates, High Laver, Essex）的家族庄园的女主人，与晚年洛克共同钻研过神学问题。

16. Waldmann, pp. 254-255. 

17. CLJ, 4: p. 100; pp. 107-109 (No. 1301; No. 1307). 

18. Waldmann, p. 258. 

19. CLJ, 5: p. 586 (No. 2053). 

20. Lasslett, p. 52. 

21. First Treatise, §124. 

22. Second Treatise, §171. 

23. Goldie, M., 1983. “John Locke and Anglican Royalism”. Political Studies, 31(1), pp. 61-85. 

24. Laslett, pp. 73-74. 

25. Ibid., p. 71. 

26. Dunn, p. 77. 

27. Ibid., p. 79. 

28. Ibid., p. 80. 

29. Laslett. p. 70. 

30. Waldmann. p. 265. 

31. Rose, J., 2005. John Locke, “‘Matters Indifferent’,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8(3), pp. 601-621.

32. Erastianism由加尔文宗神学家托马斯·伊拉斯图斯（Thomas Erastus）提出，指出教会没有权力通过排除其教徒参加圣事的方式对其进行绝罚或各种惩罚，只有国家有权力裁决这样的处罚。这样也就赋予了政务官员不受限制的掌管公开敬拜等圣事的权力。

33. Skinner, Q., 2004. “Conquest and Consent: Hobbes and the Engagement Controversy”. In: Q. Skinner ed. Visions of Politics, Volume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87-307.

34. Waldmann. p. 269. 

35. Ibid., p. 260. 

36. CLJ, 4. pp. 109-114 (No. 1309). 

37. 这当然可能与邓恩所在的学术大环境有关。二十世纪六十年，由“马克思主义”史观主宰的一些西欧史学界侧重于通过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构造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解释一些社会事件的发生。波考克、邓恩、斯金纳等人所坚持的语境主义，在某种程度就是站在与“马克思主义史观”及辉格史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史观”的对立面上的，认为应当抓住使政治书写成为行动的那些催生因素，即书写者在直接语境下的意图。对于语境主义，请参考Skinner, Q., 1969.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8(1), pp. 3-53.

38. Laslett, p. 74. 

39. Dunn, p. 80. 

40. Locke, J., 1967. Two Tracts on Government, ed. by Peter Abra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1. Waldmann, p. 267. 

42. 对于洛克理性主义的自然法理论，请参考Locke, J., 1997. “Essays on the Law of Nature”. In: M. Goldie, ed. Locke: Political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79-133.

43. Hobbes, T., 1996. Leviathan, ed. by Richard Tu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79, 482. 

44. 施特劳斯，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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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Philosophia 哲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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