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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住的地方步行二十分钟左右,可以到UCL那座出现在各大网站和宣传册上的辨识度极高的主楼,至今没搞清楚那究竟是图书馆还是教学楼。那一片有不少属于伦敦大学系统的建筑,哪怕是在疫情期间来来往往的人中也常有年轻的面孔,背着包步履匆匆。
离UCL主楼大约十分钟步行距离的地方,是我的学校。没有气派的主建筑,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占地面积,十来分钟就能逛过来的校园连带着里面几座灰突突的楼,像块厚纸板一样静静地卧在闹市的一隅,第一次去时没用谷歌地图导航,差点错过。伦敦这地儿向来不缺大学,这灰突突的校园夹在一众要名气有名气要规模有规模的大学间,像极了普通家庭的孩子闯进了名流圈的晚宴。
从那个差点被我错过的入口进去,闯进视野的竟是一尊矮墩墩的雕像,天青色的石头刻成一个盘腿坐着的长胡子老头的模样,一副严肃的面孔,脖子上不知被谁挂了几大串木头珠子。走近了看,雕像前面有块牌子,上面写着这是印度的某某官员赠送给我们学校的,这位严肃的长胡子老头是古印度的哲学家,用泰米尔语写过不少哲学著作。
——是的,伦敦这地儿向来不缺大学;但把泰米尔语哲学家的雕像摆在校园里的,除了我们学校似乎还没有别人。
我大概是我的高中历史上第一位SOAS的本科生。倒也不奇怪;它似乎完美避开了所有中国学生选校时感兴趣的点。四十开外的英国国内综合排名,堪比美国文理学院的小规模——在读本科生研究生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千来人,没有任何理科专业,在这全世界似乎都在向所谓西方主流社会看齐的二十一世纪,仍旧两耳不闻窗外事地研究着亚洲、非洲和中东的语言文化,固执地做着欧洲唯一一所研究这些东西的高等教育机构。知道它的人都叫它的简称SOAS(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因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这名字实在是拗口,每回都得重复好几遍才能换来一点反应。
我与它的相遇也挺曲折的。起初收到了offer,却因为条件太高而不得不放弃;后来在Clearing阶段又重新申请它的语言学与社会人类学专业,却因为成绩的原因被调剂到了语言学与东亚研究专业。纵使如此,按下Accept时竟没有丝毫的犹豫,哪怕有朋友说我疯了。
也时常想:究竟是什么,让我为SOAS放弃了综排不知比它高多少的曼彻斯特,放弃了自己曾经一度在意的知名度与所谓“主流”?
跟泰米尔语哲学家挥挥手继续往前走,是学校的图书馆。他们管那种建筑风格叫“野兽派”;我只觉得那楼像巨熊一般蜷伏在本就狭小的校园里。没进去过,但就算没进去过也从学长学姐还有教授那里了解过不少里面的东西,譬如六层楼的规模,譬如一百三十多万册藏书,譬如众多世界上仅此一份的手稿,譬如好像哪层楼的哪个角落被辟了出来,纪念缅甸的某次革命。看样子图书馆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也得是博物馆,才担得起“英国唯一一间致力于研究亚洲非洲中东语言文化的图书馆”的名声。
我的专业是语言学。这是个有点冷门的专业,我敏感的一些东西是许多人都不敏感的,自然也是许多大学都不敏感的。绝大多数大学开的语言课无非就是那么几门;那些小众的语言,那些全部使用者加在一起还不到世界人口百分之十的语言,在不少人眼中都是碍事的东西,是接受高等教育路上的绊脚石。在知道SOAS前我完全不敢想象世界上居然有愿意为研究这些东西付出一切的大学;要知道SOAS成立了英国第一个语言学系,成立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好地记录而保护这美丽而脆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好像是被连天的炮火和低迷的经济蹂躏的土地上,突然来了一只温柔的大手,扶起一棵棵被风刮倒的树苗,恢复满眼的绿色。
这精神不止是被封存在图书馆里;它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们的课程设置、社团活动、乃至每周的邮件中,一次次提醒着我们,这世界远比我们想象中要缤纷,这份缤纷是无论如何不该任其消逝的。东亚研究要求大一必须有一半的学分来自中文、日语或韩语,我也因此捡起了很早以前学过一点的日语。语言学到了大二可以有一半的学分来自一门所谓“濒危或灭绝语言”,列表中从阿姆哈拉语到祖鲁语这种之前毫无概念的名词应有尽有;我对大二最大的期待则是有机会学一直感兴趣的梵文了。教语言学的缅甸语教授在课上问大家都学什么外语,答案从希伯来语到泰语都有;社团展上有阿富汗人协会也有越南人学联;每周发给全校的新闻邮件中常有语言文化课peer tutoring这样的项目宣传;这在这个国家乃至这个世界上都是没几所大学会出现的场景吧。甚至,我们学校有个研究生专业是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Description,“语言记录与描述”,创立的初衷便是记录下那些没有文字的语言,好让它们得以传承。
如此看来,不难理解许多人对SOAS最大的误解大概是“那里是不是都是亚洲人和非洲人在搞自己的东西”。不得不承认,我在开学前也曾以为我的教授大概都是亚洲人,直到我发现教东亚研究的三个教授都是英国人;我也曾以为他们对东亚的了解可能有偏颇,却发现他们对我生活了一辈子的那片土地的了解比我要深不知多少,发现他们对东亚的许多见解都是独特而值得深思的。我的同学也多是西方人,抱着对亚洲非洲、对语言文化的兴趣来到这里。逐渐意识到,SOAS在研究语言文化的同时,也顺带着为那些热爱这一切的人提供了欢聚一堂的机会,无论是博士读了中国法律的教授,还是西班牙泰国混血因此想要学泰语的女同学。
我来到伦敦有一段时间了,但因为疫情的缘故只进过一次学校的主楼,那次是语言学专业的线下见面会。教授说,我们明明只是所小小的文科学院,但政府还是整天要求我们跟那些规模压我们一头的综合性大学竞争;”We can never win, we can never win.”
——是的,也许在综排与知名度上we can never win;在这个STEM主宰的留学界,一所专业性如此强的文科学校想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是众人的宠儿吧。但谁又能因此否认我们的价值呢?我们学校从1916年成立至今培养了无数语言学家、政治家、法官乃至民族音乐家,将无数风雨飘摇中的语言从濒危的边缘挽救回来,教会了无数包括我在内的人包容、接纳、乃至博爱。走近它,方能领悟它的价值所在;这点适用于许多东西,对SOAS尤是如此。走出教学楼,对面就是文莱苏丹赠送的一整座美术馆;它,还有那个板着脸的泰米尔语哲学家的雕像,都是那些被这份精神影响到的人们对SOAS最深情的报答。
诚然,SOAS并不适合所有人。它不属于喜欢大校园的人,不属于理科生商科生,也不属于那些对亚洲非洲中东、对语言不感兴趣的学生。但它适合我,适合所有像我一样深爱着世界语言的人,适合那些发自内心希望世界和平并真正想要为之努力的人。如果你觉得我在说你,那么伦敦的这一角,这一方小小的土地,或许可以成为你UCAS上的一个选项,成为你今后三年奋斗的地方,成为影响你一生的力量。
SOAS的官网上有一段我很喜欢的话:“In a better world, injustice is confronted and reconciliation is achieved; common ground is sought and diversity is celebrated; progress is made and the complexities of change are navigated; the past is understood and informs the future; received wisdom is challenged and cultures are valued.” 简单翻译一下就是:在理想的世界中,人们应当直面邪恶,互相和解,求同存异,稳定发展,在种种繁杂中找到正确的方向,以史为鉴,挑战一切刻板的观念,并尊重所有的文化。
在这个当下,我想这条来自我们学校的message,正是这世界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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