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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越来越觉得——“妈妈”二字,不光给女性带来了幸福,更是“天赐的重担”。无论家庭主妇,还是职场妈妈,几乎统统没法幸免。
就拿我的闺蜜小薇来说吧,生完女儿后,因为身体原因,曾经辞职想要多休几个月产假。结果没过几天,孩子奶奶就一本正经地找她谈话,开口第一句是:“我的儿子可怜啊,从今以后你们全要靠他养活了……”
重回职场的路也很不顺利。孩子三岁,小薇的业绩连续一年多都是部门冠军,可到了该升职的时候,老板却提拔了一位远没她出色的男同事。
😅可是我后来加班弥补了,也并没有影响业绩……
除了事业上和家庭里的烦恼,小薇还要时刻面临自己内心的焦虑和内疚,她曾经无数次地向我抱怨:
“为什么作为妈妈,我总是活得那么纠结?每次努力工作,总觉得亏欠了孩子?但如果花了很多时间陪娃,又觉得愧对工作,浪费了自己受过的高等教育?”
“为什么我家娃爹的心理素质就好得多——努力工作,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多带几次娃呢,周围人纷纷夸奖他是好爸爸!”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凯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花费了整整5年时间,走访了瑞典、德国、意大利、以及美国的135位职场妈妈,之后她发现——不同的福利政策和社会文化/舆论环境,给不同国家的妈妈带来了不同的经历和体验。
但有一点,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里是共通的——职场妈妈们,全都活得太不容易了!
👉美国——福利的缺失 vs 焦虑的母亲
美国妈妈萨曼莎是一位忙碌的律师,她回忆说:“在有孩子之前,我得到的信息是——我是女人,我要向全世界展示我的力量。我无所不能……只要你想,你就能站上巅峰……诸如此类,全是废话!”
“没错,我确实棒极了,但我什么也做不了……如果我什么都想做,最后受不了的还是我自己。最先受到伤害的,是我的健康。”
美国文化将是否生育子女看作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就和养不养宠物差不多——如果你没有时间和金钱好好照顾你的宠物或者孩子,那么你就根本不应该拥有他们。
这种信条很好地迎合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原则。全世界仅有两个国家的政府不提供带薪产假,其中一个就是美国。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萨曼莎饱受神经衰弱的困扰,经常头疼欲裂。生孩子的时候,萨曼莎所在的律所只让她休息了九个星期,就要求她在家办工。由于实施的是剖宫产,萨曼莎的伤口甚至“还没完全合起来”,就不得不趁着儿子睡觉的时间接听会议电话和工作了。
萨曼莎说:“在我所处的行业,年轻能干的女性合伙人,大多数最多只敢要一个孩子。那些真的有了第二个孩子的妈妈,通常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六个月之后就从律所消失了。”
👉德国——“福利的悖论”和“职场惩罚”
相比美国,德国拥有更为健全的生育福利,比如,育儿假可以达到三年。
那么,德国妈妈们,境遇是不是会比美国妈妈更好一些呢?
并没有。相反的,许多德国妈妈表示,因为使用了生育福利,她们遭受了“职场惩罚”。
德国妈妈伊洛娜曾经在一家多媒体公司担任总监,但她宣布自己怀孕之后不久,就经历了“噩梦一场”——
尽管伊洛娜表达了想要做好工作的决心,并且打算只休两个月产假,她的老板还是悄悄地咨询了律师,看能不能找到法律上的漏洞来辞退她。
因为根据法律规定,伊洛娜在孕期和产假里可以领取补贴,公司却得找人临时替代她,还不得不留着她的职位……这些都让老板对她充满了怨气。
在德国,法律确实赋予了女性就业保障、休产假和育儿假的权利,而男性却可以不用休假。这样一来,雇主因为休假而不得不支付的开销都与“妈妈”(而非“爸爸”)这个词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怒气也因而全都冲着职场妈妈而来……长此以往,对全体女性雇员,都是非常不利的。
福利政策可能会在削减不平等的同时,造成意料之外的后果。这就是“福利的悖论”。
在一项针对22个工业化国家的研究中,豪道什·曼德尔(Hadas Mandel)和摩西·谢苗诺夫(Moshe Semyonov)发现:
一方面,采取进步的福利政策的国家的确能使更多女性就业,而就业能够提升女性地位;
但另一方面,女性却不得不从事报酬较低、不受尊敬的工作。在管理层中也少有女性的身影。
换句话说:能够促进某一方面性别平等的政策,同时在另一方面抑制了性别的平等。
为了减少“工作—家庭冲突”,德国的妈妈们会采取以下两种策略:
降低自己在工作中的志向,主要以兼职形式工作;
在职场中尽可能低调处理自己的家庭状态,“假装”自己没有孩子。
这两种策略,对于女性而言都是十分残酷的。
👉意大利——“妈宝男”父亲,和不想生孩子的女性
有时候,福利政策和传统文化都会明确告诉你:谁才是抚养孩子的“主力军”。
比如,意大利的生育福利“倾向性”就很明显:妈妈必须休五个月产假,期间由意大利国家社会保障局拨付80%的工资。而直到2018年,意大利的父亲们才开始拥有了短短4天的陪产假。
此外,在天主教会的着意强化下,“一人赚钱/一人顾家”的传统理念,在意大利仍旧占据了主流。
由于意大利人普遍认为女性在经济上需要仰赖男性,因此当女性真去求职的时候,往往只能找到职位更卑微、暂时或非正式的工作……而无论是否工作,女性仍然需要无偿地照顾整个家庭的需求。
更糟糕的是,在意大利的文化比喻中,男人被称为mammoni,意思是不成熟的“妈宝男”。许多意大利男人成年后还需要他们自己的母亲前去照顾起居,就更别提和配偶分担育儿的重担了。
可是因为经济不景气,一份工作已经无法负担整个家庭的开销,越来越多的意大利女性不得不走出家门去工作。
为了在女员工怀孕生子的时候“合理合法”地解雇她们,意大利的雇主会逼迫女性在入职时,签署一份不写明具体日期的“辞职信”。根据意大利主流媒体的报道,大约有两百万女员工曾经受到过如此操作的影响。
所有这些,导致意大利女性不愿生娃和不敢生娃,而意大利,也从曾经的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沦为了生育率的“低中之低”。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中国的职场妈妈。毫无疑问,中国的妈妈们,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女性群体。
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中国大陆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已经接近70%。相比之下,法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只有50%,美国女性为58%。此外,中国女性对GDP的贡献是全世界最大的(41%)。
事业之外,中国女性对于家庭的付出也是巨大的。根据前程无忧《2021职场妈妈生存状态调查》显示,近7成的职场妈妈亲自带娃。10个中国家庭里,有3.5个家庭的妈妈采用“白天父母,下班自己”的方式带娃,3.1个妈妈完全亲力亲为,只有1.5个家庭由爸爸负责照顾孩子。
在中国,女性负责家务、照顾孩子的“无偿劳动时间”是男性的2.6倍(美国女性是1.6倍)。
然而,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女性在职场上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
领英数据显示,在中国,46%的女性因为生育主动或者被动地错过了职业机会。在生育前后,近三分之一的女性不得不更换工作,或者没有回归职场,成为了自由职业者。
那么,生而为女性,是不是就注定没了希望,不可能去实现“事业—家庭”的平衡呢?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的作者柯林斯教授,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瑞典妈妈。
和其他国家不同,瑞典女性很少体会到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
这是因为,瑞典政府的福利政策是基本“中性”的。
在瑞典,父母拥有480天之久的带薪育儿假期。和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是,这段假期一般由父母两人平分,每人休假8个月。政府鼓励父亲使用育儿假,以合理承担自己的育儿职责。
柯林斯认为,若要让职场妈妈都能够获得“工作—家庭”公平,我们需要做的有:
👉改变文化中“母职”和“父职”的定义
瑞典和挪威的实践已经证明:如果福利政策仅仅针对女性而非男性,那么这样的政策作用有限。而研究也显示,在鼓励爸爸带薪休假之后,爸爸们确实更多地参与到育儿中去了。
而男性休假时间越长,他们自称对养儿育女的满意度就越高,之后也会更多地参与到照顾孩子的任务之中,他们与伴侣和孩子的关系都更为亲密。
👉职场文化和环境需要改变
我们不应该将男性视为“理想员工”的标准,毕竟,虽然女员工带娃需要占用时间,男员工打游戏和钓鱼一样也会占用很多时间啊。
用“带娃浪费时间”的刻板印象来歧视妈妈,本身就是很不公平的。
👉所有职场妈妈都应该得到公共支持
形式应该包括金钱上的帮助以及政策上的支持,还有在文化上承认妈妈们参与劳动(工作),以及照顾他人(带娃/家务)的价值。
所有国家都应该郑重承认:每一个成人,无论男女,都有权利和义务,兼顾有偿劳动和看护劳动。
如果我们想要减轻如今职场妈妈所遭受的压力和不公,那么育儿的成本就不应该让个人来承担,尤其不该仅仅让女性来背负。
毕竟,我们生育和养大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未来的纳税人,和建设国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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